【转】体制改革比增长更重要——吴敬琏、邱晓华谈当前中国经济转型
体制改革比增长更重要
——吴敬琏、邱晓华谈当前中国经济转型
体制障碍：从需求侧到供给侧
随着中国加入WTO带来的出口增长及城市化加速，吴教授观察到国家“九五计划”规定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却在“十五计划”期间出现了倒退：一方面大规模的代工出口模式，在迅速扩大制造业产能规模的同时，并未带来整个市场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城市化加速下的土地财政和钢铁、运输等要素资源迅速向国企集中，形成了政府和国企在市场要素资源配置上的垄断性控制能力。
在2005年“十五计划”执行完毕时，围绕“十一五计划”的制定，展开了一场关于经济增长模式的大争论。吴教授将自己的立场和思考写进了2006年出版的《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但在此次演讲时他表示“看起来（书中讨论的）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
没有解决的原因在于“体制性障碍”，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在GDP导向的政绩目标下，形成了直接介入市场资源配置的“生产型政府”形态。而“造城运动”及以重化工项目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恰恰是能够在短期内迅速拉动GDP，并显示政府“经营业绩”的政绩工程。
吴教授坦言，这一资源投入式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一方面缘于“改革已到深水区”，让控制着市场要素资源的政府“革自己的命”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前期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增加了社会改革的惰性。
与此同时，前期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各种“要素红利”迅速衰减：新增劳动力在2005年前后开始减速；由农村人口转移所形成的城市化进程也接近末期；同时在技术和管理水平上，中国企业也从20年前的简单跟随和引进，进入了更加复杂的自主创新阶段。
2005年之后白重恩和伍晓鹰等学者的研究显示，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因为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因素的下降，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也出现了大幅下降。
而这一“潜在增长率”的概念，正代表着研究者们观察中国经济增长（GDP总量）的角度，正从需求侧转向了供给侧。
从需求侧的角度而言，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分别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而从供给侧的角度来看，同样有“三驾马车”，它们分别是新增劳动力、资本形成和效率提高。
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不难得出简明的结论：在新增劳动力已进入下降拐点，资本形成（投资回报率）接近负值之际，以“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为代表的效率提高，已经成为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引擎”。
也正是在这一认识下，2010年中央政府提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刻不容缓”的新口号。吴教授认为从“扩需求”到“提高供给效率”的思路变化，代表了政策决策层在“宏观政策决策上的一个重大思想变化”。
这一已经提出了二三十年，却依然未能实现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从某种意义而言依然面对着多年以来难以跨越的“体制性障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吴教授认为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建立起一个好的体制来”。
结构性改革
何为“好的体制”？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两句话：要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而这两个“作用”的界定，则来自此轮改革逻辑的第二个关键：结构性改革。吴敬琏教授强调，他将“结构性改革”视为同一个概念，而不是分拆成“结构”与“改革”，正是因为此次改革的主题并非政府主导下的“产业结构调整”，而是重新调整政府、社会与市场关系的“体制改革”。
正如邱晓华在演讲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建立的今天，中国社会和经济体系中依然存在着大量“体制性的结构问题”，如城乡二元化差距拉大，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保障不均衡等问题，并非简单地依靠经济增长就能解决。
他以房地产为例指出，住房作为一个特殊商品，本身既有市场化性质的消费品和投资品双重属性，同时还具有商品属性之外的社会福利保障属性。
这些不同的属性在上一轮住房市场化改革中并没有得到清晰的认识，并形成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体系。其结果就是在政府发展经济的不同需求下，在“紧缩投资”和“鼓励消费”的两极政策之间不断摇摆，反而造成了投资者预期的不稳定和市场内更大的波动。
在吴敬琏教授看来，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存在的这一系列“体制性问题”，并非依靠某个“更聪明的政府”或者更有效的“政策调控”所能解决，而是需要对政府和市场的功能与边界重新进行界定与调整。
市场的基本功能在于有效配置资源与形成激励机制，而这一市场功能的有效运作则建立在政府和社会所提供的一系列“基础系统”支撑之上，如完善的法制体系、良好的社会道德观念等等。
吴敬琏教授表示，这一“结构性改革”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自2004年以来西方国家至少三次提出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他并引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和《经济学人》的文章表示，结构性改革就是“对于某些制度构架和政府的监管构架进行改革”，“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改变政府的行为方式”。
而在过去多年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各级政府部门典型的行为方式之一便是认为国内的市场体系常常“低效”甚至“失灵”，从而令政府不得不频频出手“帮助市场配置资源”。
吴教授认为，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已经说明了，此轮结构性改革的核心问题正是将长期以来在资源配置中“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转向“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而要做到这一点，政府部门需要重新定义自身的职能范畴，为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提供包括法制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内的“公共品”，而不是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
吴教授在讲座中明确提出，政府不应该继续直接组织融资、操办项目或制定技术路线等传统的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控”；同时应该在建立良好的法制体系、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基础性教育科研体系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
在新的结构变化过程中，一些原本被审批制度等行政化管理方式所限制的市场风险会暴露出来，如利率市场化改革触发的金融市场动荡等现象。
吴教授认为在防范系统性风险暴发的前提下，政府有时不得不在微观领域介入，包括对凯恩斯主义式短期政策的使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向传统政府调控模式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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